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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淦女士到馮先生

——作為教師的馮沅君

張可禮2021年01月11日08:34來源:《光明日報》

原標題:從淦女士到馮先生

馮沅君(左)和丈夫陸侃如

馮沅君

馮沅君早期小說集《卷葹》

林庚、馮沅君主編的《中國歷代詩歌選》

山東大學校園里的陸侃如、馮沅君塑像。資料圖片

【述往】

學人小傳

馮沅君(1900—1974),河南唐河人。作家、學者。1922年畢業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,192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。1932年與丈夫陸侃如留學法國,1935年在巴黎大學獲博士學位。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學、北京大學、復旦大學、安徽大學、武漢大學、中山大學、東北大學、山東大學任教。曾任山東大學一級教授、副校長。著有短篇小說集《卷葹》《春痕》《劫灰》,古典文學論著《中國詩史》《南戲拾遺》《古劇說匯》等。

馮沅君是“五四”后涌現出的杰出女作家,以“淦女士”等筆名而廣為人知。她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,還是一位一輩子都在教書育人的教師。作為作家和學者,她的文學作品和學術研究成果,歷來受到重視,但相對而言,人們對于作為教師的她,關注得不夠,論述也較少。

其實,教書育人是馮沅君一生的重心。她曾對學生說,“自從到大學教書后,就洗手不寫小說了。因為教師面對的是學生,工作是神圣的,而人的生命有限,時間是個常數,容不得一心二用,一旦誤人子弟,則過莫大焉”。

投身教育,死而后已

1917年,馮沅君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學校(1919年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),便留心教育。1921年5月4日,她在刊于《晨報》的《五四紀念雜感》一文中寫道:“教育是大家所公認為國家根本的事業,應當特別擴充的,F在怎樣?首都之下,累次陷入無教育的境地,雖說近來些微有點恢復的希望,但是風雨飄搖的狀況中,前途還是茫茫難測。外省呢?裁經費,罷課的事,也是時常聽見的!1922年5月15日至6月23日,馮沅君參加了由老師胡小石帶隊的“國內教育參觀團”,到晉、鄂、蘇、越參觀訪問。她對這次參觀訪問十分投入,細心觀察,耐心訪問,每天堅持寫日記。她的日記后來發表在《晨報副刊》上。從日記中,可以看到她對教育十分關注,而且有自己的思考。在太原參觀國民師范,“當我們從院中走出的時候,見有五六個少年的人,擔著泥、磚,由西往東走,看他們衣履之樸實,和手足胼胝的樣子,只當成泥水匠了。后來有人告訴,方知是本校學生,他們這種能耐勞的精神,我真十二分的佩服。臨走的時候,他們——校中辦事人——還將該校學生由勞力而成的產品,送了我們許多,我真要愧煞了!”生產勞動實踐是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,馮沅君佩服贊賞這一點,說明她對教育有著相當深切的理解。在武昌參觀模范小學,“走到禮堂附近,見掛有時事揭示牌,將每日的大事簡單明了寫在上面。這種東西我以為于小學生很有益的,比那冷酷的無趣的格言牌子強得多。我素來的主張,小學教育,無論如何,總要使學生的感情盡量發展,這群帶有真、善、美的小天使,要是硬以無情的教育去矯揉造作,使他失去本來的天真,簡直是毀壞世間無上的藝術品,剝奪人們藝術的享樂,其罪真是不可赦!”這種重在發展小學生的情趣,讓學生身心健康愉快的發展,應當說是符合教育規律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此時的馮沅君還是一個只有22歲的大學生。

從師范學校畢業,馮沅君又到北京大學國學門讀研究生,此后即投身于教書育人的事業。自1925年春開始,直至病逝,其間除了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之外,她一直堅守在高等院校的教學崗位上,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學、中法大學、復旦大學、暨南大學、中國公學、安徽大學、北京大學、天津女子師范學院、武漢大學、中山大學、東北大學任教。1947年到山東大學,直到1974年病逝。馮沅君到高等院校任教之后,由于時局動蕩,運動頻仍,還有個人家庭生活的一些不幸、病魔的折磨,她歷經坎坷災難,身心受到了一般人難以承受的重壓。她痛苦,她艱難,但她從沒有倒下,始終挺立恪守在教學崗位上。

1973年,她患癌住院,最關注的還是教學,念念不忘的還是教學,還曾讓丈夫陸侃如給她帶教學參考書。在彌留之際、神情恍惚時,她還讓護士扶著給學生講課。她是在課堂教學的崗位上離開人間遠行的。

舍得割愛,專心教學

馮沅君的情趣和愛好是多方面的。她是作家,發表的小說、詩詞、散文,至今還為人們所贊賞。她是學者,她的許多學術著作,有不少至今還擺在人們的案幾上。她是翻譯家,通英文、法文,有重要的譯著傳世。她到高等院校任教以后,雖然對上述的多方面仍有興趣,繼續努力,取得了不少成就,但她能做到割愛,始終把主要精力投用在教學和教書育人上。

馮先生初登上大學講壇時,已經發表了多種著述,有相當的名氣,后來名氣越來越大,頭上有作家、學者、博士、教授、才女等不少桂冠,但她作為一名高等院校的教師,在長達5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,從來沒有單憑學識、才氣、名氣,隨便隨意,而是一直踐行著認真嚴謹、一絲不茍的教學原則。

馮先生備課從來都十分認真,每門課都有詳細的講稿。有的課程,她講過多次。但每次新講這些課程時,考慮到講授對象不同、出現了新的研究成果等原因,她都要再備課。從今存多種備課講稿上可以看到,有些講稿是重新撰寫的,有些是在原講稿的基礎上進行增刪。有些字讀不準,就查字典,仔細寫在講稿上。山東大學中文系1956級學生石家麟回憶,1957年,馮先生給他們年級講元曲時說:“不少同學的作業中還有錯別字,對于中文系的同學是不應有的,希望大家勤查字典,我讀了大半輩子的書,字典還常備案頭。勤查字典是消滅錯別字的不二法門,舍此別無捷徑!瘪T先生備課的認真,已經形成了習慣,習慣成自然,即使給幾個人輔導,她也是認真準備。她指導的研究生陳其相回憶,有時她輔導研究生,只有兩三個人,她也事先寫好詳細的提綱,一絲不茍。1962年,馮先生總結自己輔導研究生的體會時,講到提綱的好處:“保證指導時既重點突出,又無遺漏。碰到應解答的問題多,而指導時間不夠時,導師可以只講重要的,次要的可將提綱交研究生帶下去自己看……為此,我雖然覺得寫提綱很費時間,可是總堅持下去!彼齻湔n、寫輔導提綱從來不惜時間,她說自己“指導兩個鐘頭或三節課的時間,備課的時間大都是一天”。

除了備課,馮先生還一直重視編寫教材,付出了大量心血。她先后根據教學的需要,編寫了多種教材,其中有些正式出版了,如和陸侃如合著的《中國詩史》《中國文學史簡編》,和北京大學教授游國恩、中山大學教授王季思等合編的《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大綱》,和北京大學教授林庚共同主編的《中國歷代詩歌選》,還有大量講義沒有來得及整理出版。她認為,教材要“力求符合學生的要求和水平”。她的教材和講義都是針對不同的教學對象編寫的。她深知編寫教材之困難,強調編寫教材要有研究的基礎。1952年,她曾對她的侄女北京大學教授馮鍾蕓說:“編教材很不容易,教材也能顯示編者的思想認識高下,不能人云亦云。編教材也需要研究作為基礎,不然,豈不誤人子弟!

馮先生編寫教材,不論是講義,還是教科書,始終貫穿其間的是一種認真嚴謹、一絲不茍的精神。她和林庚共同主編的《中國歷代詩歌選》,是為高等院校中文系詩歌選課程編寫的教材,共選詩詞曲一千首,選目曾三次征求專家意見,最后才確定下來。全書分上、下兩編。上編自周至唐五代,由林庚主編。下編自宋代至五四,由馮先生主編。兩位主編,除曾先后三次充分面商外,還經常交換情況和意見。馮先生主編的下編,參加者有關德棟、袁世碩、朱德才、郭延禮和趙呈元。馮先生作為主編,司其職,切實地盡到了主編的責任。她負責起草選目,審改初稿,組織討論,并最后定稿。她還負責注解北宋全部、南宋大部分及金、元全部詩篇的工作。從今存的初稿和定稿中,可以看到很多馮先生修改的字跡。在編寫過程中,她的一個助手,“對吳偉業兩首詩的創作時期,依據常見的資料,做了個大約的推斷,還在稿子上的一端貼了一張字條,說明依據的材料”,“但馮先生在定稿時,卻重新做了考證,并得出了確切的答案。她向助手說明改動的依據時,語重心長地說:做學問不能粗枝大葉,敷衍了事,也不能人云亦云,應當力求把問題搞清楚!睆倪@一事例,可以看到馮先生一貫的認真嚴謹和做主編的盡職盡責。

創新方法,靈活教學

在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方面,馮沅君在遵循傳統的同時,特別注意探索和創新。

馮沅君一生講過多門課程,除了基礎課外,還開設了幾門選修課。她在講授時,基于講稿,但又從不照本宣科。研究文學史、作家作品屬于人文學科,其中有一些屬于基礎知識,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蘊含著的豐厚人文精神和審美情趣。教者和聽者重在體悟、體驗。馮先生講文學史、作家作品,感情特別投入。1949級學生呂家鄉回憶:“馮先生講課則富有感情。有一次講到王維的詩‘渭城朝雨浥輕塵……’她按照‘三疊’的方式朗誦了一遍,語流很快,像繞口令一樣,引得同學們大笑。還有一次講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《詠喇叭》,馮先生又朗誦又表演又賞析,我至今還記得她眉飛色舞的神態!瘪T先生課堂教學的情感投入,1949級學生趙淮青也銘記不忘:“有一次,她講蘇東坡的詞《念奴嬌》,一字不落地背誦:‘大江東去,浪淘盡,千古風流人物……’她的講解,完全沉浸在作品中,洋溢著對千古名篇的摯愛。我還記得她在講臺上踱著步子,目光凝視前方的風度神態。這首詞寫得大氣磅礴,她講得也鏗鏘有力。先生雖外表纖弱,卻傳達出詞中神魄飛揚的氣勢,把蘇詞的感情發揮到極致。自然也難忘,馮先生講李清照的詞《聲聲慢》‘尋尋覓覓,冷冷清清……’時,又完全是另一種氣氛。又是一次一字不落的朗誦,聲音低回,如泣如訴,充滿似水柔情,字字送進聽者的耳膜,令人肅然動容。無意間,發現她的眼角閃爍著晶瑩的淚光。沅君先生很推崇元代雜劇大家關漢卿,高度評價關漢卿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和《竇娥冤》這部作品。當她朗誦到《不伏老》中的‘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’時,聲音高亢壯烈,富于感染力,也透露出她愛憎分明的性格!眱炐愕奈膶W作品,都是作者真摯感情的自然流露,每篇作品都是獨特的,不同的作品情調也不同。馮先生講授時,針對不同的作者作品,設身處地,滿懷真摯的感情,講出了真情別調。

馮先生講課,常有頓悟,隨時隨地發揮。1953級學生郭同文回憶,1954年春,馮先生講授岑參的詩歌,“此時,她雖然大病初愈,但講起課來卻精神煥發、口若懸河,聲音鏗鏘有力。她繪聲繪色地分析了岑參寫邊塞風光的《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》和《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》。當講到‘忽如一夜春風來,千樹萬樹梨花開’時,她望了望窗外:校園里梨花盛開,潔白如雪,陣陣春風揚起片片梨花飛舞。她滿含深情地講道:‘詩人用春風比北風,用梨花比雪花。何等深切,何等獨特!同時也表明了:寒冷的日子里也蘊含著明媚春意來臨,顯示了詩人在嚴寒中的樂觀情懷!自古以來,寫春風的詩歌甚多,而用春風比北風的詩,這卻是首創!

馮先生特別重視課后輔導這一環節。她同課堂教學一樣,認真負責,而且有自己的探索和特點。重視個別輔導,也重視集體輔導。

馮先生個別輔導多是在她家中。她為了輔導有針對性,事先盡量匯集同學們提出的問題,認真準備,然后細心地講解,即使有時身體不好,也按時輔導。約在1957年上半年,馮先生輔導中文系高年級學年論文。1955級學生吳長華回憶:“那時我們高年級要準備寫學年論文,我選的題目是《論〈牡丹亭〉》,出乎意料的是馮沅君先生竟是我的指導老師。這樣我們的接觸就多起來,每一周總有一晚上要到她那里去。每次到她家里,她總是早已等在會客室里了。那時她身體不好,沒講幾句話,就常常要咳嗽,可是她還是不厭其煩地給我們輔導、講解。在講解前先朗讀一遍。使我驚奇的是她身體那么弱,朗讀卻是鏗鏘有力,節奏性很強,至今仿佛仍在我的耳邊回響。她對我們很親切,沒有一點教授的架子,對我們提出的哪怕是幼稚的問題,也都認真解答!

馮先生的集體輔導,常常是與“集體答疑”結合在一起的!恶T沅君傳》第305頁記載:約在1959年,她在教學中,還創造了一種“集體答疑”的教學方式。所謂集體答疑是“在個別輔導、個人閱讀告一段落后,她讓學生交上閱讀札記,同時把疑難問題一起交上”,她“在檢查札記時,把學生提的問題梳理歸納后,給學生‘集體答疑’。在她答疑完畢后,學生還可充分提問,然后師生展開討論。教師答疑結束,她就反過來‘考’學生:讓你閱讀一段她布置過的古文;讓你串講一段文字,談出你的評論意見;或向你提出一兩個問題讓你解答。答得不完善,她會請別人補充!边@種集體輔導、集體答疑,把指導閱讀、寫閱讀筆記、發現問題、提問、討論、考問自然地接連起來,有嚴格要求,又有引導啟發,既有針對性,又生動活躍,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。后來,“她的學生緬懷老師時,幾乎異口同聲地說:是馮先生的‘嚴’和‘逼’,打掉了大家的惰性,引導著我們前行!

教學相長,雙向互動

1964年9月,馮沅君與她指導的研究生張忠綱交談時說:“教學永遠是相長的!薄啊虒W相長’在有些老師聽來是一句口頭禪,其實是千真萬確的,將來你們當了老師,就會體會到了!瘪T先生在長達5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,堅信這一真理,并且能切實踐行。

馮先生在教學過程中,特別是在備課、輔導和編寫教材時,總是要翻閱、參考大量文獻資料,但她從不照抄照搬,而是反復閱讀、勤于思考,寫成詳細的講稿。在這個過程中,常有新的發現。她不僅把這些新的發現充實到教學內容中,同時也誘發了新的研究興趣,進而取得了重要研究成績,為學術界提供了不少新的東西。

1939年,馮先生在中山大學講授元雜劇時,發現了三條有關王實甫生平的材料,當時她未敢貿然作斷。此后她從孫楷第、王季思先生的論著中,又看到了新材料,并且函請王先生詢問陳寅恪先生有關見解的依據,這才產生了自己的一些推斷,寫成了一篇題為《王實甫生平探索》的論文。1956年秋冬之交,在山東大學一年一度的科學報告會上,她以此為題作了學術報告,提出討論。討論后,馮先生繼續修改,1957年刊于《文學研究》雜志。

在編《中國歷代詩歌選》時,馮先生注意質疑,發現了不少新問題。如此書所選的清代吳偉業的作品《圓圓曲》與《楚兩生行》,對這兩篇作品的寫作時間,馮先生沒有沿襲以前的說法,而是閱讀了許多有關的著述,仔細考證,從中找到了一些例證,認為《圓圓曲》作于順治七年(1650)前后,《楚兩生行》作于康熙初年。她把研究的成果納入教材中,同時撰寫了《吳偉業〈圓圓曲〉與〈楚兩生行〉的作期——讀詩質疑之一》,刊于《文史》雜志。

關愛學生,親近學生

馮沅君與學生相處,不講所謂的師道尊嚴,而是提倡互尊、互愛、真誠、平等的師生關系。

在抗日戰爭時期,她同陸侃如先生支持進步學生,從經濟上幫助過一些進步學生。在東北大學任教時,有一位同學母親有病,無錢醫治,他們給他一筆錢,幫助母親治病。到青島山東大學任教后,青島解放前夕,李希凡旁聽馮先生的課,中間遇到了經濟困難,馮先生親自給李希凡姐弟送去了四十銀圓。1962年初,馮先生指導的研究生陳其相的祖母病逝,父親又病重。馮先生知道后,馬上拿出一百元,讓她趕快寄回家。凡是接近馮先生的,都知道她生活十分簡樸,舍不得多花一分錢?墒菍ν瑢W,卻慷慨大方,毫不吝惜。

馮先生樂意與學生交流,學生也喜歡接近她。呂家鄉回憶:1952年,他和幾位同學在畢業前夕去看望馮沅君!八蛭覀冋劷洑v,談治學,談寫作。她告訴我們,她小時候纏過足,后來才放開,因此現在穿皮鞋還要塞一些棉絮,走路很不得勁兒。我這才想到,平時馮先生走路的確有點‘扭搭扭搭’的樣子。馮先生很有感慨地說:一個人要違抗社會風氣,違抗潮流,是很難很難的,只有極少數杰出者才能做到。談到寫作,我們問她是不是還打算寫小說?她嘆了一口氣,說:淦女士寫小說簡直是三代以前的事了,早就提不起筆了。辜負了魯迅先生的期望,沒有辦法!”

約在1952年,1951級學生趙淮清和幾個同學到馮沅君家看望老師。后來他回憶:“書齋幽雅清靜,處處氤氳著書香氣。大家談話無拘無束。她簡單問了我們入學前的經歷,然后就興之所至地談文學,談人生,談山大的歷史,妙語迭出。記得先生說過:‘你們入大學文科,文、史、哲都要打好基礎,古典文學更是基礎。古文學不好,白話文也是做不好的!鲝埓髮W幾年起碼要背誦上百篇精選出來的古文,古詩詞更要多背,越多越好!薄般渚壬v得興致盎然。說話間,一大盤黃澄澄的花生糖已被我們‘風卷殘云’。先生臉上浮漾著慈祥,顫巍巍地,又從立柜里端出一盤,還沒來得及落座,一位性格有點魯莽的同學發話道:‘馮先生,您在法國留學時,您的腳會招來不少麻煩吧?’這種容易犯上又不相干的提問,很使我們為他著急。不料,馮先生卻不以為忤,笑容粲然,朗聲答道:‘這也不難,學習孟麗君嘛,外面套雙靴子就行了!

馮先生雖然有博而深的學識,有許多有影響的著述,但她從不談這些。她不嘩眾取寵,不露才揚己,對于世俗之名毫無興趣。她和學生交談,是真誠的,是自然的。這是經受人文教養浸潤而形成的真誠和自然。她與學生的交談,洋溢著真善美的情趣,從各方面密切了師生關系。從教書育人的角度來看,這種交談,如同雨露,能起到“潤物細無聲”的長期效應,學生受到了課堂上和書本上難以受到的教育。

古人說:“師者,人之模范也!瘪T先生在她一生的教學生涯中,在做好言傳的同時,特別重視身教,正己身,正己心,自然會影響學生。她憑借著向善、求真、趨美的人格魅力,如同甘霖雨露,滋潤沾溉了學生的心靈。

馮先生指導的副博士研究生尚達翔回憶:1960年秋,“濟南久雨成災。星期二下午是馮先生給研究生上課的時間,嘩嘩的大雨就是停不下來。馮沅君住老校,上課卻在新校,兩地相距有四五里路,都是泥濘的莊稼地;字甑睦先,又是雙‘解放腳’,如何走得過這么長的田間小道!學生們萬分焦急,他們家里又沒有電話。商量結果,派了個男生騎自行車去老校,讓馮先生改日再來上課。哪料,騎車的學生剛剛上路,她卻撐著傘,背上挎了個書包蹣跚著過來了。女同學們趕緊把先生扶進屋,讓她換上干燥的鞋子,埋怨她這樣大的雨不該蹚水過來。她卻若無其事地說:看天下著雨,我就提早上了路。還好,書包沒淋濕。說完,她掀開備課本,拿出了一疊卡片,開始上課了!币晃辉浝p過足的60歲老人,為了按時上課,冒著大雨,只身撐著傘,挎著書包,提前踏上四五里泥濘小路,蹣跚蹚水跋涉,終于按時趕到課堂上課。嚴于律己,不畏艱難,以身作則,行為世范,此情此境,勝于言教,深深地感動了學生,教育了學生。

身教重于言教。馮先生切實地做到了。

(作者:張可禮,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)

(責編:孫爽、徐玉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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